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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伯特基金会席林格:贸易自由化还要寻求包容性

时间:2016-11-22 06:33 来源:未知 作者:木木


无论你是否愿意承认,西方世界正阅历着一场伟大的反全球化行动,学术层面关于“逆全球化”思潮的探讨已颇有些时日,但德国历史最悠久的政治基金会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Friedrich-Ebert Stiftung)驻日内瓦办事处主任休伯特·席林格(Hubert René Schillinger)对这场“逆寰球化”潮流成因的深层次剖析颇有独到之处。


他在近期的一篇文章“反思的必要--去全球化时期的贸易政策”中探讨了全球化受到抵制以及贸易自由化停滞不前的来源,认为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的现实,正使得认为全球化、移民和劳动力自由流动能带来福利晋升的新古典实践失去吸引力和公信力。


“收回掌握”、“政策空间”、“国家主权”及民选政治主体的“治理权”等概念在大多数选民中风行开来,成为当前欧洲社会的主题,许多人不再准备盲目接收由非民选官僚闭门制定的超国家新规则。


席林格指出,称这些反对全球化的言论是民粹主义、沙文主义、排外、保护主义或落伍很轻易,虽然部分言论的确如斯,但对开放的日益反对实在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自由化政策不仅产生了“获利者”,也发生了许多“失败者”,特殊是加剧了收入不公的情形,而不同等的加剧反过来伤害了经济增长的程度和可连续性,大部分民心的抵制可视为是对这一根本政策的反映。


他提议应避免过分吹嘘贸易自由化的好处,而且要避免将对全球经济复苏的希望全放在这上面。应该务实并找出哪些问题是全球可接受的新贸易规则,并为所有人挖掘潜在利益。比如跨境数字贸易就是一个需要共同规则的领域。


他呐喊贸易政策应该结束推进激进的受贸易利益影响的议程,还要寻求容纳性,承认贸易自由化必定产生赢家和输家,不应该像从前那样允许赢家获得所有利益,失败者也必须取得国家和国际上适当的补偿。


同样,贸易政策必须为结构性转型作出奉献,其中包括经济繁荣和社会福利不能以环境损坏、资源过度利用和二氧化碳排放作为代价。


《21世纪》:对于我们现在这个世界是否需要进一步的贸易自由化,你似乎持比较达观的意见。


席林格:概括的说法总是能被找出问题。作为一个总的命题,我会说是的,世界不需要更多的贸易自由化。


在过去几十年里,均匀关税已经下降到了现在这个程度,贸易自由化能带来的最大多数的好处我们已经获得,而贸易自由化所带来的副作用也一直存在,有赢家就一定有输家。关税已经比较低了,如果还想通过进一步贸易自由化来获得一些效率增益,更多的再调配就很必要。


正如我们现在在美国看到的,贸易自由化已经不可持续,至少在政治上如此。但这并不意味着整个世界已经没有其他范畴仍可受益于更自由的贸易规则,比如环境商品就是其中一个领域。


可能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特定国家能够通过减少或撤消某些特定入口关税或关税顶峰,从而为国内市场带来更多的竞争中受益。


《21世纪》:随着美国新总统上台,TPP已夭折,您看好FTAAP(Free Trade Area of the Asia-Pacific)或者RCEP(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未来能有所作为吗?


席林格:我不是TPP的特定粉丝。一方面是太多的有打算的地缘政治因素掺杂其中。另一方面,太多的规则好像只是反应赤裸裸的协作好处。


FTAAP包括所有人而不是像TPP那样只是包含一部分玩家好比美国,所以可能会带来一些净经济效益,当然这也取决于详细规矩。但是,对于通过贸易引起的构造变化或者可能的贸易转向带来的副作用,必需从一开端就要斟酌到,并制定恰当的弥补或调整机制。


《21世纪》:你提降生界经济可能已进入一个市场驱动的“逆全球化”的阶段,这个“市场驱动”的判定标准是什么?是否属于不可逆的力气?


席林格:我们所知的全球化在很大水平上是由科技发展驱动的。比方集装箱化,更好更廉价的通信——例如物联网,大大下降了运输和其余交易本钱,增进了国际生产网络或全球和区域供给链的发展,使公司可以受益于不同国家之间存在的宏大工资差异而生产率差别简直不体现出来,不同国家之间的工资差距远远大于生产率差距。


有迹象表明,通过这种特定生产模式进一步节俭成本的潜力正在下降。我们视察科技的逆向趋势,例如3D打印,还有消费者对本地化生产商品偏好的一些转变,这些因素共同起作用将导致全球化的减缓,甚至可能是曾经全球化的生产转向更本地化的生产。但是我不能预测这个趋势毕竟会有多么强烈,以及是否会成为一个“不可逆转的气力”。


假如历史是一个教训的话,那么一个这种教训就是:每个趋势在某个阶段机遇老是会同时产生反趋势的。


《21世纪》:在一些政策察看家看来,这几年欧盟内部保护主义力量一直在加大,特别是德国最近也转向保护主义。美国候任总统特朗普也并非全球贸易自由化的支持者。要避免政治进一步驱动“逆全球化”,在欧美当前民粹主义和保护主义兴起的背景下,这是否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WTO和其他多边合作机制的作用和权威性是否会日益下降?


席林格:我不以为我会赞成保护主义的力量在欧盟一直加大尤其是在德国,或者说也许还没发生,只管依然可能会产生。


你可以指责德国的是,德国没有做任何事件来减少其昂扬的和不断增加的贸易及时常性账户盈余,现在每年超过3000亿美元或超过其8%的国内生产总值。


与中国在过去几年在这方面做了大批工作不同,这些盈余不仅在经济上是有问题的,因为它们对全球需求造成拖累,因此助长了世界经济的疲软表示;他们在政治上也有问题,因为他们的确是在政治上反对一个更开放的贸易制度,这就是你所指的。


是否可以防止在反对进一步全球化方面的政治驱动,取决于政治家和专家如何处置我所说的“信任危机”,许多公民不再信任政治家所做所为和他们宣称的好处。例如贸易政策不仅应该更加透明,而且要更现实和务实——不要适度抛售其所谓的利益。


在必要和适当的情况下,必须及时肯定并适当抵偿在贸易自由化中潜在的失利者。


世贸组织目前正面临艰巨时期,而且将会更艰苦,如果未来的美国总统实行其在选举期间威胁要做的事,我们将会看到更多关于增强双边贸易协定和多边贸易规则的费用,这显然将导致世贸组织的作用和威望进一步削弱。但目前阶段,我们还不知道这一切是否将会发生。


《21世纪》:作为贸易自由化和全球化的受益者,中国在这种趋势下能做什么?


席林格:我认为中国可以做两件事情:


首先,应该持续做已经在做的事,即经济再均衡,从纯洁的出口导向模式转向更强地致力于国内需求。


其次,在国际层面上,中国可以成为一个更壮大和更直接的角色来提倡多边主义和以规则为基本的国际体系。


同时,采用适用主义并对一些配合搭档的国内经济和政治制约因素多加懂得,也有助于预防可能导致终极陷入没人受益的、针锋相对的贸易战的局面。


《21世纪》:你在“反思的必要——去全球化时代的贸易政策”里提到,“锁定准自动开放的不可逆条款必须被抵制”,那你怎么对待,欧盟就中国参加世贸组织议定书第15条修改法律的事情?从中国的观点看,在反推销考察中采取“替代国”的做法今年12月11日到期后就应该被主动废止,欧盟以“市场扭曲”的新标准变相延续“替换国”做法是没道理的。


席林格:我既不是贸易律师,也没有详细研究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第15条。所以我不能从一个真正知情的位置发表评论。我所知道的是,仿佛对于在反倾销调查中采用“替代国”的做法今年12月11日到期和在实际中处理反倾销争议的做法有不同说明。


但我再次认为,在这样一个动荡的情况下,中国与一些主要经济伙伴如欧洲、美国和其他国家之间的这种潜在摩擦,应该以实用主义和外交门路得到解决。


《21世纪》:在一个开始反思“全球化过头了”和质疑贸易自由化的好处被过火渲染的世界,该如何推动经济增长并避免贸易大战?


席林格:固然我们一方面看到更多维护主义和更多民族主义的趋势,但我们也看到反趋势的增加多边贸易和改良全球治理的踊跃呼声。


2015年通过了“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应对天气变化巴黎协定”。如果我们当真考虑这些国际政策框架,它们将为投资、全球经济增长和国际合作供给巨大和未开发的潜力,包括我们应该利用的增加的贸易。


但这必须是基本结构向脱离环境破坏、资源利用和二氧化碳排放的绿色经济转型的一部分。


(信息起源:21世纪经济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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